本文摘要：拍攝完南沙魯的紀錄片後，許慧如升格當了母親，「當了媽媽之後我覺得有改變我對生老病死的想法，變得比較能夠釋懷，站在土地的角度來看，這也是自然的一部份，而我們必須找一個方式跟自然共存，理解之後，對於這些就不那麼傷痛了。」 ( 圖/ 許慧如。紀錄片導演許慧如 )
他與他的攝影機─災區紀錄片工作者系列(2)許慧如：我看見高貴的靈魂
前言：拍攝之前
《大水之後：關於家的十二個短篇》是一部描述南沙魯部落12個家庭故事的紀錄片。導演許慧如回想起自己拍攝這部紀錄南沙魯12個家庭的故事的緣由，「那時候我在旗山社福館那邊開課教媽媽們怎麼拍紀錄片，後來颱風來了，那幾天我都在旗山國中幫忙，那時候沒有想要拍紀錄片，因為對我來說，那（風災）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一直到後來他們撤離到禪淨中心，我當時認識的社會處人員跟我說，是不是應該要把這些拍下來，做成紀錄片。」
拍攝是一種療傷的過程
那之後，許慧如的攝影機跟著撤離下山的南沙魯居民由禪淨中心到燕巢工兵學校，對於拍紀錄片，她說，拍攝其實是一種療傷的過程，「例如我拍一名南沙魯的婦女，她透過談的方式整理她的情緒，我覺得這是一個媒體工作者可以做到的。」
但她也提到，身為一個旁觀者，眼看著災難發生以及聽聞許許多多令人難過的故事，「我會想逃避，覺得自己是軟弱的，但是在工兵學校的時候，慢慢發現記者不來了，留在那裏的可能剩下紀錄片工作者跟莫拉克獨立新聞網，我會覺得自己有使命，雖然我很不想這樣說，但我想，如果不繼續拍攝，這件事情被外界理解的程度可能就只是在表象層次。」
她舉例，今年高雄市電影館舉辦的「回家‧八八風災重建紀錄影展」中，在播映《大水過後：關於家的十二個短篇》過後的映後座談，的確就有觀眾提出疑問，「有一位觀眾問說，台灣發生這麼多的災難，莫拉克風災有這麼多的資源進入，也蓋了永久屋，難道這樣還不夠嗎？」許慧如說，因為有觀眾提出這樣的疑問，她會希望這部紀錄片能夠一直在各地有機會放映，透過放映、對談的方式讓外界更清楚知道事實。
許慧如也提到，「也會有觀眾看了影片之後，問我是不是在批判宗教，我會回答，回到人的本質去看這件事情的問題。有一句話說『糖是最大的暴力』，聽起來很難懂，但就是用看似溫柔的方式讓你無可選擇的吃了這顆糖，就無話可說了。」
98年11月19日受災居民「我要回家」遊行，綠色上衣持攝影機者為許慧如（家在南沙魯提供）
（家在南沙魯提供）
受訪者希望自己的聲音能夠被聽見
在工兵學校的拍攝過程中，也有被攝者詢問什麼時候能夠看到播出，「當然他不一定是期望播出之後會怎麼樣，但你會覺得不能辜負，在那個時候，媒體的力量對他們來說也許是有機會改變當時的情形的。」以一個外人的角色進入部落拍攝紀錄片，阿如談到，自己感覺到當時被攝者會有不信任感：
「有時候也會感受到他們覺得是部落內部的事情，所以會有一點排外，但是你會知道通過考驗，才能幫到一點什麼，尤其那時候一些立場不同、不友善的報導，我會希望用另一個角度，把事情說清楚，因為我的確在這當中看到了超脫的精神，這是我覺得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我去找部落一位長輩的時候，我問他說，能不能談一談越域引水的事情，他問我：會不會播？我說：會！他跟我說：你會播我才要說，你不會播出，我就不要談了。」許慧如談起當時的這段往事，在當時，被攝者的心中其實是希望對公共工程與災難之間的關聯能夠被傳達出去。
「所謂的補助，那其實是最小，也是最現實的問題，但我在這段過程當中，我看到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那種踩在土地上，被療癒的過程，其實我們都有，只是因為我們脫離自然太久，慢慢的就鈍了，那段時間，我覺得我看見了高貴的靈魂。」
以安置期間為主題，傳遞受災者的無奈
為何將拍攝的時間訂在安置期間，許慧如說，「我覺得那時候是最變動的時刻，最會碰觸到人的核心，不管是選擇山上或山下的，我希望用不同的立場來傳達當時他們的想法，他們其實同樣的無奈。」
拍攝完南沙魯的紀錄片後，許慧如升格當了母親，「當了媽媽之後我覺得有改變我對生老病死的想法，變得比較能夠釋懷，以前，看到災難發生，你會想是不是被詛咒了，但是站在土地的角度來看，這也是自然的一部份，而我們必須找一個方式跟自然共存，理解之後，對於這些就不那麼傷痛了。」
※《大水之後：關於家的十二個短篇》將在香港「華語紀錄片節」，播映時間為：11月4日 下午2:00以及11月8日 晚上7:30。
許慧如（許慧如提供）
